免费言情小说大全(免费言情小说大全…全本港台言情小说大全)

Mark wiens

发布时间:2022-07-29

免费言情小说大全(免费言情小说大全…全本港台言情小说大全)

 

小说语录:他一下子愣住了,白汽里他看到的既不是芬格尔的脸也不是老唐的脸,而是一个清秀的少年,正在扶着扶梯爬上岸来。他看起来比路明非还小些,只有十六七岁,脸儿小小的,眉色很淡,一双黑得匀净的眼睛,眼神却空荡荡的,赤裸的身体透着一种介乎苍苍的白色,因为太过瘦削而肋骨毕露。

却看小说的从前

评蒋晓云民国素人志系列小说

文/张怡微

原刊于《上海文化》2013年五月号

一、再看民国:汇通与重建

20129月,《文艺争鸣》杂志转载了台湾《国文天地》杂志民国机制与民国文学史专题论述中的两篇论文。其中,台湾政治大学副教授张堂锜发表的《从民国文学的现代性到现代文学的民国性》一文,颇具看点。文中引用了李怡、也就是这一新学科命名发起人之一的观点:民国文学研究是对一个时代的文学潜能的考察,是对文学生长机制的剖析,是在不回避政治形态的前提下寻找现代中国文学的内在脉络。[i]李怡教授所提出的民国机制概念,显然松动了数十年来文学在现时政治框架上的界限,延展了从晚清到当代的文学话语空间,打破了过往学术维度上的政治正义分野。从剖析文学生长机制的角度上提议重新检阅现代文学的经典化历程,重拾各种意识形态并存的现代文学之发生,在民国史的经济文化框架之下内的生长脉络。这很可能是一件挺有趣的事。

在李怡看来,所谓文学的民国机制,就是从清王朝覆灭开始在新的社会体制下逐步形成的推动社会文化与文学发展的诸种社会力量的综合,这里有社会政治的结构性因素,有民国经济方式的保证与限制,也有民国社会的文化环境的围合,甚至还包括民国社会所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导向,它们共同作用,彼此配合,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征,包括它的优长,也牵连着它的局限和问题[ii]。至此,民国原先作为纪年的内涵被扩大了,成为了一个文学史意义上的断代,恰承前启后。承前的时空自然是确切的,启后的延展却各有各的表述。台湾方面接受并拓展这一议题的信心很强,但企图心显然要更为宏大。张堂绮在论文中表示,从时间跨度上,现代文学涵盖了民国文学,但在民国性的发展上,它仍在台湾有机地延续着……,张堂锜将民国机制转换为民国性,意味深长。机制是构造及工作原理,性却直接指向本质,也就是所有问题的发生源——产生于此,发展于此,不仅是框架,也是核心,并且它正有机延续,意味着从未断裂、有一脉相承的正统意味。这已经不是什么争议焦点,相反却是一个已经被冷处理的常识性岔路。但关涉民国机制的探讨,其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延续性的存有,而在于民国性的意义、发生及阐释,及其对于现代文学审美上的检阅。

从民国文学的现代性到现代文学的民国性的论题解释中,张堂錡认为,前者关注现代文学中的‘民国性’,后者关注民国文学中的‘现代性’,这是一种在相互参照中丰富彼此的平等关系。[iii]但仔细想来,台湾在这一框架上所做的努力,若用大陆史观的常识定义来审视,其实也只包括辛亥革命到解放以前文学作品中的民国性,与从辛亥革命到当下两岸文学中的现代性,这两个议题中,若以台湾的语境为参照系,那么至少有一部分时间是重叠的;若以大陆的常识做研判,那么这项议题几乎尚未讨论到1949年以后的时间段。这也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顽疾:框架甫一产生就注定会产生迷思。关键词现代性自不必说,而民国性以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性质登上文学研究、考量文学发生的焦点舞台,可见是有效的共识。

当代文学史是一个不断延展、变化、自我丰富、自我否定的过程概念,正因它在断代上的复杂性,1949年以后的文学研究,两岸长期以来都处在这样各说各话的境遇中。虽从外部环境的氛围上,正由敌对逐渐走向和平,但在文学史研究的框架界定上,依然举步维艰。然吊诡的是,讨论文学史,似乎框架才是关键,作品的好坏反而未必是最重要的尺度。许多研究问题的产生,并不发生于作品,而产生于框架。台湾文学学科自身的研究环境,同样处于一个断代不断重划、话语权争夺的情境之下。活过1949年的迁台外省文人、留在中国大陆转变身份及写作状态的文人,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位置如何界定,一直是纷纷扰扰的争议焦点。陈芳明教授写《新台湾文学史》,拒绝让琼瑶、三毛、席慕容、古龙进入其框架,却将张爱玲稳稳纳入其间,甚至还包括了一些截止该书出版前一年新近的台湾作家作品,这也是民国性兼现代性的研究成果。此外,1949以前的民国二字,显然还承担着对于租界文学、伪满洲国文学、通俗文学及旧体诗等更为复杂繁多问题的定性,使原先被现代文学史框架所遮蔽的文学作品性质能够重新进行判定、开展整理等工作。但李怡教授有一个观点很好,文学史不可能越写越厚,经典一定是越淘洗越精简的。民国机制的提出,只是为现代文学的经典化提供了一个新的筛子。

趋势是美好的,新发现总是能创造更广大的天地。虽然困难重重,表述不一,但在迈入辛亥百年以后,两岸的文学研究者,似乎都想要努力重构过去百余年以来的中国文学版图,并对此框架的建立在文化意涵上的内在脉络做爬梳及判定。回到源流、回到发生,有时是换一副眼镜看文学的好尝试。而民国文学这一新概念,是否能够真正承担起可以包容万象的时间容器这一历史职责暂无定论,但这一时间容器的采纳,还是能够对我们认识一些特殊的小说形成帮助。

二、对话民国:机制与场域的可能

能够得到共识的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民国文学议题,到如今再度提起,绕开政治上合法性的对峙不说,至少,研究时限上溯至1911年的民国文学疆域扩展是几乎没有争议的,这也要得益于近年来王德威教授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等观念的提出。研究者张桃洲认为,提出民国文学的动因和理由之一在于,现有的概念如新文学现代文学由于执守新现代的理念,造成了对旧派文学、通俗文学的压抑和摒弃。这样的论断有值得商榷之处。以现代文学为例,一些研究者或许为研究目的和研究意识所限,在各自的论述中确实表现出漠视、排斥旧派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倾向,但这并不意味着全部[iv]。初始是要以新破旧,制造了非此即彼,然经过百年,新已不新,旧也未必完全没有文学意义上的价值。20世纪9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代表性论著之一《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虽秉持鲜明的现代理念与维度,认定‘现代文学’,即是‘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但它并未将通俗文学排除在外,而是认识到其由旧文学向现代性的新文学缓慢过渡的一面,认为通俗文学已融入了新文学之中,成为新文学内部的现代通俗文学的一部分[v]。如此的大融合无疑说明一点,经历时间淘洗之后,既定的经典化作品未必是传统意义上新文化革命的产物。新旧文学的对立,注定了二者在新文学的框架以内,无法以并存的面貌历经检验,然民国文学的框架却可以打通二者,使之得以交融、再进入经典化的视野。

从实际的经验上来看,两岸文学的发展都受到五四的重要影响。大陆的当代文学在时代的洗礼之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抛弃旧派文学、通俗文学的写作的。而台湾本土意识的崛起外加民主化的双重冲击,过分强调文学写作的现代性,也使得正统的文学史书写者将文学中的通俗意识、旧派文体边缘化,以强调其精英化的书写姿态。新文学概念中的新字,无论在辛亥到解放前的民国,还是1949年以后的两岸,都造成了因文学史框架而拒斥旧的理念。

然而,王德威教授与李欧梵教授指出现代性与五四并无直接的因果联结。李欧梵甚至明确指出,中国的现代性不可能只从一个精英的观点来看待。中国的现代性我认为是从20世纪初期开始的,是一种知识性的理论附加于其影响之下产生的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然后变成都市文化和对于现代生活的想象。[vi]根据李欧梵的观点推演,民国文学中的现代性恐怕也是一种文化想象。这个想象所产生的土壤,有新、也有旧,但归根结底是一种语言、文体的创造。这种创造性想象的发生机制,躲在文学容器的背后,成为逐步趋于稳定的审美结构。民国机制本身就包含了一种全新的文学理解方式。这种理解习惯,是在20世纪创造、发生、淘洗、并保留的。

从这一角度来审视,李怡教授的研究是具有启发性的。在分析民国机制概念时他指出,相关的机制研究大体上可以区分为两大类:一是对‘民国’各种社会文化制度、生存方式之于文学的‘结构性力量’的考察、分析,二是对现代作家之于种种社会格局的精神互动现象的挖掘,寻找外在的社会文化体制与人的内部精神追求的历史作用[vii]。前者是跨学科的比较探索、后者则更类似一种空间场域的研究。换句话说,‘民国’是静态的历史时空,而‘机制’则是文化参与者与历史时空动态互动中形成的秩序,两者结合在一起,强调的是在文学活动中‘人’与‘历史时空’的丰富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形成一种类似‘场域’的空间,它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通过对‘文学机制’的发现,文学研究可以获得更大的弹性空间,从而减少了因为理论机械性而造成的文学阻隔。[viii]在这里,李怡教授所指的现代作家,与台湾学者所说的民国作家恐怕是一回事。但这里的研究,却不仅仅包括那几个重叠出现的大人物。民国机制之所以有意义,并不仅仅因为那是一个1949年以前的旧东西,而是因为,在民国机制之下所产生的现代文学思潮、审美及方法,在现时现世还有意义。至少,文学史不会早于文学先行,不管怎么定义划归,好的创作者是可以隔着时代与成熟的文学机制产生对话的,这点恐怕毋庸置疑。

因而,在当下这样的学术环境中引出蒋晓云其人其作,是颇具时代意味的。换句话说,蒋晓云的出现,在民国机制的背景之下,恐怕要比她在女性、后殖民、国族、离散等台湾文学学科内风靡的现代性研究视角更为贴切。

她复出后的作品,似乎有意无意在向我们指引着民国机制在当代台湾文学史上形成的某种珍贵的保存。且这种保存,与当今台湾在地写作中高度弘扬的现代性是有所区别的,在大陆当代写作谱系中也无法归类。在书写两岸议题方面,蒋晓云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经验,一种区别于眷村、乡土、后殖民、性别议题之外的民国叙事群。而这种审美经验,具有着可供后人探索的历史传统与秩序,与此同时,它的产生也与作者内在的书写经验断裂有关。

蒋晓云《四季红》,新星出版社2016

三、重写民国:外省人写作难民之书

蒋晓云原籍湖南,1954年出生于台湾台北,1978年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教育系,1980年赴美留学,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育系博士班毕业。曾任《民生报》儿童版主编、《王子》杂志主编。处女作《随缘》发表于1975年,来年起连续以短篇《掉伞天》、《乐山行》、中篇《姻缘路》三度荣获《联合报》小说奖,作品获得夏志清、朱西宁盛赞。

在一段时期内,蒋晓云因其婚恋题材的写作,评论家最容易将之与琼瑶、张爱玲比较。她的早期写作,就显露出较之一般通俗婚恋小说更为细腻、幽默的写实风格。但朱西宁喜欢蒋晓云的作品,也不过将之定义为张爱玲、潘人木之后‘无人可及’的言情小说家。[ix]夏志清更指出,她的第一本小说集《随缘》(皇冠出版社六十六年初版)销路并不太好。这几年来台湾流行乡土文学,好多批评家强调‘社会意识’,宋泽莱这样的新兴作家特别受到重视。[x]因而在此环境之下,蒋晓云的社会意识显然是不够格的。在现有的蒋晓云研究资料中,夏志清这篇写于1980年的评论《蒋晓云小说里的真情与假缘》仍然是最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夏志清在肯定蒋晓云创作言情小说技巧圆熟、文笔细腻,堪比年轻时的张爱玲的同时,指出了另一个重要的特点,即其笔下的主人公与同时期陈映真、林怀民小说中的理想主义青年完全不同,蒋晓云笔下的青年,可说是没有理想的一代,他们是在非常现实的世俗社会里长大的,只关注自己的事业和幸福,不谈国家大事,对社会问题也毫无兴趣。[xi]朱西宁更是因其小说中自私自利的青年男女在恋爱结婚时的内心戏颇得张爱玲笔尖真传,称蒋晓云写的是一个无情世代[xii]

《随缘》中有一段描写最符合当时蒋晓云小说的气质:

他真是没什么好的,每天从早忙到晚,长相不够英俊,身材恰是五短,我是做太太的看先生越看越不得意。可是,他从没怨我没时间陪他,因为他比我还忙;他也不嫉妒我月入万元——他赚的总比我多;他不嫌我二十八岁,因为他三十一了。我们不谈人生问题,油盐柴米酱醋茶里自有乐趣,从认识到结婚,只在群星楼上罗曼蒂克过一次,可也够了,那里的东西不怎么好吃,我们都没想再去一次。……他是没什么好,可是肉边菜的滋味不一定差过肉呢,这是‘随缘’。[xiii]

夏志清说的真情与假缘,肯定的是蒋晓云对于当时台湾的社会环境之下某一特定阶层的青年男女在精神气质的发现。这种肯定并非仅仅是蒋晓云小说语言上纯熟的自嘲,而是夏志清试图在解释蒋晓云小说中婚恋观背后的战后台湾社会精神土壤。换句话说,是民国社会所遗留的独特的精神导向,它的运作机制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自张爱玲传统之下的某些特征在战后的繁衍,它的优长,及其生命力。蒋晓云为什么会写这些人、为什么会熟悉这些人的世界观,后文会略作分析。但不管怎么说,虽然夏志清与朱西宁都觉得蒋晓云写的好,却也不约而同将她小说的格调定位为言情,好看的言情,无情时代的言情。因喜欢张爱玲而爱屋及乌喜欢张派文风,恐怕并不意味着蒋晓云在早期就拥有了自己作为独立作家的专有风格。

2013年,由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新近推出夏志清所著《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中张信96提及一则轶事,张爱玲曾对夏志清为台湾女作家蒋晓云写序,且在序中提到她的《倾城之恋》与《秧歌》,发了牢骚:作品里有些近似的地方,也许也是因为台湾禁印大部分五四以来的文艺,以至于这些年来有些青年受我写的东西的影响。连水晶都说是因为‘没有书读嗳!’那次面谈时冲口而出。[xiv]张爱玲虽然不怎么希望年轻人模仿她,但这封通信从另一个角度可以看到夏志清对于蒋晓云早期小说的重视程度。可以说,如果没有夏志清,恐怕蒋晓云在现有的台湾文学史上的地位还要令人担忧。且有趣的是,在大陆的作家们都因拒斥虚无而不愿承认自己与张爱玲的传承关系时,港台作家们在面对自己张派传承人的身份标签时,要显得相对积极、谦逊与虔敬。

可惜在出版了《随缘》、《姻缘路》两本书之后,蒋晓云就消失了。19872月,蒋晓云在《联合文学》上发表了同性恋题材小说《窈窕淑男》,除此以外,三十年来,蒋晓云在台湾文坛只字未见。她几乎全身心的转投科技业,宛若与文学诀别。这一别离之姿,对于蒋晓云在台湾文学史上的定位无疑是致命的。台湾女性文学研究专家范铭如教授在写到蒋晓云时下了判语:可惜蒋晓云无法延续张爱玲以早期小说奠定往后不朽地位的传奇,她反而像一颗乍现的流星,耀眼却短暂。在她的小说中,什么‘真爱’、‘至死不渝’的海誓山盟都现形为可笑的陈腔滥调。但不像张爱玲还写一些‘大时代’里可歌可泣的爱情,蒋晓云彻底是日常社会的琐碎和庸俗。[xv]一家之言,却也挑明了蒋晓云在台湾文学研究的核心谱系上是找不到自己位置的。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她的名字哪怕是被提及,也仅仅是跟随于萧丽红、朱天心、袁琼琼、苏伟贞之后。专门研究蒋晓云小说的学者几乎不存在。

直到2011年春天,蒋晓云以书写两岸议题的长篇小说《桃花井》复出;盛夏时分,又推出了她过往的作品集结《掉伞天》。在《桃花井》与《掉伞天》后,她开启了《民国素人志》系列创作,艳惊四座。这似乎也印证了当代文学研究一个重要的软肋,判语永远会过时,没有人会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转折。尤其是天才型的写作者在蛰伏三十年之后突然复出,其文学潜能不可估量。

蒋晓云《掉伞天》,新星出版社2015

民国素人志作为一项私人的写作计划,并非专为前述民国研究框架所作,且尚未完成,更未走过经典化历程。只是它的产生,带着某种奇特的文体、文化复归意味,其文学性的质地又颇令人称奇。需要厘清的是,前述所提及的民国机制,仅仅是作为一种文学研究的方法,具有文学审美及理论研究上的参考价值,而非在其他方面有任何意图。但蒋晓云的复出之作却又恰巧赶上了近年来两岸兴起的民国热,使她的复出与书写看起来踩到了时代的敏感带。且与任何热潮一样,出版界的民国热存在着一些非理性的因素,它源自于一种复古的文化想象。历史上诸如此类的想象与美化也很多,鲁迅也曾美化过魏晋。但从作者的角度来说,蒋晓云显然无法控制如此复杂的局面。她的诞生是偶然的,经过沉淀的,饶有意味的。

在这项民国素人志的写作计划中,蒋晓云试图写作38个不同身份的普通人的生活,以1911年到1949年出生的女性为主角,每一年一位。《百年好合》收录的六篇小说记录了小人物历经大时代的种种悲喜,典型人物在有的故事里是主角,在有的故事又成为风景。从目前已经发表的《百年好合》与《红柳娃》来看,相对不受台湾学界重视的蒋晓云小说,一旦置入民国机制的大框架下,却能显示其独特的人文光辉。她与人们所熟悉的当代台湾文学写作方式都不太一样,为日渐陷入喃喃自语式的台湾文学创作西化之风注入了清新剂。

而严格意义上来说,蒋晓云的复出之作《桃花井》也因此可以算作此系列的前戏。《桃花井》脱胎于蒋晓云写作于1979年的小说《去乡》,1995年她才写作了《桃花井》的第二篇《回家》。这去乡与回家之间,不仅隔着小说人物杨敬远的16年,更隔着台湾解严且开放大陆探亲的时间变革点。第三篇《桃花井》作于2010年初,与《回家》又隔15年。2010年后,《桃花井》全本完成。这一部以续书面貌开篇的长篇小说,恐怕是蒋晓云文学生涯中重要的转型之作。

《去乡》的叙事核与许多离散主题的台湾小说无异,也可以看到蒋晓云早期写作风格与当时文学潮流的关系。简单将蒋晓云的写作归于言情是不太公平的,事实上在她早期创作的巅峰时期,她已经将视角转移到婚恋以外的题材。小说主角杨敬远是生于富家的书法名家,31岁时辞别妻儿逃到台湾,在白色恐怖时期入狱20年。昭雪后听说妻儿还在,兴冲冲写书法筹措旅费,不料返乡途中劳累发病,费尽艰难回到乡下老家已不久于人世。这本是一个近似大陆伤痕文学模式的叙事群,小市民因时代的宿命造成无解的悲剧。《去乡》的问题在于,它的开场就是解放后岳阳古城推行扭秧歌的场景,这一方面,蒋晓云的资料是不充分的。她完全没有经历过,她的资料也都是家中长辈的口述,小说因此而显得有些隔膜。但重要的是,这个故事后来被作者本人改写。

30年后,杨敬远成了《桃花井》里第一个出场的主角。蒋晓云在《(杨敬远)回家》中倒叙他的冤狱种种,幸而在绿岛偶遇老家的老县长李谨洲,两人结了患难缘。这个伏笔一直延伸到《回家》之后杨敬远辞世退场,李谨洲才转为本书要角,在老家演出一出汉族老翁再娶苗族五嫁老妇的悲喜剧,这些经验,倒是蒋晓云在台北出生之后较为熟悉的经验处理。而到了《百年好合》,如是的悲喜剧一再上演,使得原本置于历史框架之下被牺牲、被侮辱、被损害的典型人物命运被突破了。早年小格局场景书写人物命运时过于尖刻的自嘲、黑色幽默也在大时代的淘洗之下显现出其节制、洗练的审美光辉。

蒋晓云《桃花井》,新星出版社2014

事实上,民国素人志中的大部分人物,都远远超脱了《去乡》原背景之下的悲情,走出了一条蜿蜒跌宕的求生之路。而这一点,几乎所有同时代的台湾作者都没有去做过尝试。囿于乡土、或性别、或都会的台湾文学写作基调,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旧有民国性在解严后文学写作中得以传承。进入21世纪以后,本土的台湾写作者越来越关注都会与私人,尤其民主化后,性别议题、疾病与隐喻、身体与国族、离散议题被哄抬至一个匪夷所思的高度,台湾的中文写作环境,已理论先行,以现代性、后现代的写作技法淹没说故事的小说创作传统,成为浩荡风潮。从表面上来看,在台湾已经很少有人延续说故事的小说传统。蒋晓云却因其去乡三十年的经历,虽没有受其营养,反而也没有遭其污染。她的外人身份,在三十年前洗脱了兵气,在三十年后,倒是也洗脱了翻译腔,还原为更类似于民国话本小说的语气,说的却是这一百年来战争流民的命运跌宕。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近三十年台湾文学研究领域对蒋晓云的研究显然是不够的。这可能要归因于她的第一部分创作终止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她消失的30年,又几乎跳过了台湾文学黄金时代的轴心论述,解严前后也无法作为标签式的写作时期加以分割,最终又错过了台湾当代文学经典化的沉淀。而她开始关注所谓外省人群体的百年沉浮,又迟了个大到。

一个作者因自然原因停止创作三十年,在文学史上并不鲜见。台湾作家季季指出,台湾从六0年代起就有不少作家赴美留学,后来也大多因工作忙碌等因素而创作量少,渐趋沉寂。许多得过两大报小说大奖的作者,也有类似的生活困扰。[xvi]然复出后仍有却有大转变,且写作出系列的重要作品,却是一件新鲜事。蒋晓云的特殊之处在于,她的文学生涯,恰恰每一个标签都差一点沾上、又最终错过。

在一篇名为《都是因为王伟忠》的文章中,蒋晓云将自己与眷村作者认真的区别开来,她说:在生长的环境中,我透过父母的社交圈认识很多‘外省人第一代’,可是我抱着头想,也想不出哪个叔叔或伯伯是住在眷村里的,更谈不上跟着父母去眷村串门子了。我自己倒是因为结交过眷村的小朋友,进去过眷村;造访那种有围墙的‘军区大院’,对我这个墙外的‘外省人’来说,当年也是很神秘和刺激的。[xvii]

同样是描述自己的身份,同为张派传人、进入新世纪后也鲜有作品发表的作家袁琼琼却回忆说:来台湾的有军公教三种,商业的很少,商业的都跑到香港去了,在香港发家的都是上海人直接过去的。我觉得蒋晓云说得对,这三类人他们的环境是不一样的,国家民族感情不一样,生活的景况也都不一样。有一个东西可以注意,就是蒋晓云她被称为外省作家,也被归为外省第二代,她不是眷村的人,她的这个心态可以代表某一种人的想法,我是外省人但是我不是眷村人,你可以知道眷村是一个被贬低的位置,所以她会说我不是那样子的人。证明了一件事,身为眷村子民,是一种贬义,除非完全没有办法否认,不然一般人不愿承认自己是眷村人。只有在两种情形下不会称为贬义,在他成为政治人物的时候,很多政治人物要强调他的眷村出身,因为他要争取眷村人口的票。另外,像朱天心,像苏伟贞,或者像我,我们自己已经在文章里头明白的说了我们是眷村的,这是一种我们不能否认的背景,另外,某方面来讲我们是眷村之光,我们没有埋没眷村,我们没有给眷村带来耻辱,我们愿意承认。但是事实上眷村充满了非常多的负面的东西。你没有办法否认你的背景,然后你又有了一点点成就的时候,你会承认你是眷村人。但是一般的只要能够分割的他都宁愿分割,因为眷村是一个贬义的说法。而且眷村也很不成器啊,尤其现在的情况,第二代第三代下来的时候,一大堆乌烟瘴气的事情啊。[xviii]

袁琼琼的回忆清醒而诚恳。台湾作家对于眷村身份是很敏感的。一方面,眷村在流行文化上作为热点是近几年的事情,包括综艺、文学、舞台剧等等的推出,均为眷村文化背景之下的文艺界精英分子,因人到中年产生对于往事的追忆,将之再造成一种复古的文化风潮。与民国热相似的是,热潮背后,就是非理性的美化,其归根结底的因素,来自于民众对于当下社会情状的不满。大陆人追捧民国,怀念过去的文化精英,来自于对于当下公共知识分子逃避社会责任的失望,而台湾人追捧眷村,似乎也有其对当地政府、政策、经济环境不满的潜在情绪。至少,眷村文化被吹捧的一则焦点在于那时候虽然很穷,但街坊邻里的关系都很好。与之相对的,则是现在经济不景气、真诚也难寻。

袁琼琼的讲话中,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是,她将蒋晓云与其它张派作家区别开来,如朱天心、苏伟贞、及袁琼琼自己。蒋晓云从出道时,就是外省人中的非眷村人。她没有眷村的生活经验,也没有本省人的乡土经验,蒋晓云在后期谈论自己的身份及书写民国素人志的动机上曾表示,自己写的是难民。但更为确切的定义是,她所书写的、以及她自身所经历的,恰恰是一组较之眷村背景来看,生活条件更好的战后流民,也是这些流民迁台后在台北生活的日益繁荣的小康世界。

小说语录:人生短短数十载,最要紧是满足自己,不是讨好他人。你不是我的心肝,你是我的命。

蒋晓云自己回忆:民国38年到台湾来的外省人可能很多都是跟着国民党军队撤退的军人,可是也有‘纯难民’,他们是不容于共产党,却和当时国民党政府没有太多渊源或理念交集的人,用眷村的说法是一群‘老百姓’。他们之中直接迁移到世界各地,变身‘华侨’的是姓孔、宋的少数,很多过了罗湖桥到香港受英国人的庇护,有一些就到了台湾;除了不是跟着部队开拔,他们到台湾的理由林林总总,也许是给垮台的政府再一次机会,也许是逐水草而居,更有碰巧了时辰被断了归乡路的(我就知道这么一位到台湾来度假的长辈)。偏偏我的家庭社交所接触和知道的就是那个‘非主流’群体。现在回想起来,那些叔叔、伯伯、妈妈、阿姨,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有博学的大儒,也有之无不识的文盲,有显贵也有庶民,有我父母的湖南同乡,可是也有很多南腔北调其他省分因为国共内战而流浪到台湾的外省人。民国素人志,基本上写的就是这一被遗忘的族群。值得思考的是,这一些人,1949年以后的大陆作家并不了解,事实上,随蒋迁台的作家、台湾本省作家也不了解,在两岸,他们都是长期以来不存在于主流叙事中的小人物。然这些人,却是时代的见证者、旁观者,以强大的个体生命观,活过了战乱、政治压迫,走过百年沧桑,具有着顽强的生命意志与更为广阔的世界观。

四、民国性:断代与幸存

民国素人志第一部《百年好合》的开场是在一个百岁老人的寿宴,混杂着闽南语、沪语、粤语的祝寿场合众声喧哗,作者似乎有意图要高屋建瓴,令这个百年故事有一个气宇不凡的开篇。蒋晓云出生在台北,虽然是外省人,但据说童年时台语就说的很溜,这并不令人意外。但小说中的沪语成分却着实令人吃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小说叙述者的身份,究竟是当年有钱迁港的上海人后代所作,还是另有玄机。

蒋晓云在接受采访时自呈,自己并不会说上海话,但可以听。上海话是在台北西门町跟当时的上海帮学的。这里又似嵌着一段夹缝中的历史轶事。小说语言将诸如大嬢嬢写成笃娘娘完全是音译的错写,恐怕现时的台湾人都不尽懂得,不过这与小说内容并无关涉,倒是营造了一个活色生香、多声部的四代同堂盛世。

蒋晓云《百年好合》,新星出版社2014

若将《百年好合》与《红柳娃》中所出现过的家族及人物画出谱系不难看出,金家与陆家原是小说中的豪门望族,金家姊妹的婚嫁是一组叙事群,陆家少爷在上海时与舞女的一段姻缘是另一个叙事群,而舞女家族与邻居韩家的相逢则又牵出了战后安家复杂的婚恋纠葛。与先前提到的早期婚恋小说写作的格局不同,蒋晓云介入大时代之后,反倒是淡化了她原有小说中的小算计小情调。小算计和小情调并不是彻底消散,而是成为了流民们在迷惘生活、无梦时代中克难相依的调剂。在《百年好合》中反复出现的一句话是日子还是要过下去的。这一批因战争因素,偶然、或计划成为难民的普通人,在无法调和的既有矛盾中,活得失序、混乱、荒唐不堪,却从未被困难所击倒,不断寻找着生存的夹缝。到此时,真情与假缘的戏法都失效了,那些和平年代中年轻人的把戏都抵不过一个天大的伦理,那就是在乱世活下去的信念。

《百年好合》中最出彩一段莫过于《北国有佳人》,旧上海滩舞女淑英,历经抗日战争、国共内战、随国民党迁台以及最后移居美国的经历,几次婚姻转折都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绝境逢生。这是一个完完全全活在断代里的女性形象,她一寸一寸地探索着、克服着时代风云对于小人物的席卷之力,赴台之后脱离半路的丈夫和身份不明的匪谍人员老贾,又似一场惊心动魄的死里逃生。淑英的生存哲学,已经不是蒋晓云早期小说中熟稔创造的冷淡、世故、精明的都会女性形象所能驾驭。到了《红柳娃》中,淑英的女儿爱芬,曾经寄养在韩家,却与韩家女儿琪曼的命运完全不同。琪曼父母及她初恋与穆斯林的关系这个暗线,应该是作者故意从台湾历史中撷取的断片,同样神秘而富有戏剧性的,还有《朝圣之路》一章中闻名遐迩的外交丑闻,分明是国家大事与草民命运无关,却如蝴蝶效应般让安家两姐妹在父母的安排下成就了殊途的婚恋与价值观。最终,韩琪曼成为了一个台湾经济起飞后崛起的本土派议员的外室,桃色新闻、情感交易、选战时哭哭啼啼的荒唐场面在现今的台湾政坛依然是隔三差五就看得到的丑剧。安家姐妹,一个成了美国荒原地带的家庭主妇,另一个则成了婚姻失序的本土贵妇。而同样到了美国的爱芬,戏剧性的生活变迁则更像是李安早期电影里的人物,由前夫在教堂将前妻的手交到兄弟手中,实在是美式台湾人令人捧腹的啼笑因缘。

《独梦》收在新书《红柳娃》里,是民国素人志的第二部,那段节选是全本高潮,惊心动魄。第二部说的是民国三十八年之后的事。那些人心不在国统区、身不在沦陷区,心下惶惑、际遇凄然。他们不抱有任何幻想,听不进任何口号,费尽心思出国安家或遁世民间,照样受难、克难,把不算好的日子过完。用小说里的话来说,本來明明是香艳浪漫的小调,被时间磨成了荒腔走板却天长地久的哀歌。素人为时代裹挟身不由己,明明是小人物平凡的一辈子,却因战乱、离散,越过内心的万水千山,什么都回不去了,才陡然悲壮起来。《红柳娃》中小说中两个一直不出声的女性,贞燕与宝珠,在别人的故事里是哑谜,却经营着波澜壮阔的私人道场,束紧了家族命运的魂灵。贞燕藏了一辈子不能说的那个秘密,是维系后来她与丈夫台北家庭和平共处的心理杠杆。这种心灵的张力,战后多妻制度延续下的人情世故,则是蒋晓云在整理了父辈经验后另一种想象与艺术的成功融合。直到那些坚强的女性们活到民国一百年,才真过尽千帆。活到小辈们对老人自以为是的懂得,都只能算作孝顺,才终于释然。

你觉得我妈的日子很难过吗?可是好像也没有。我记得我小时候她还说想她的父母想得流泪,你看现在我问她要不要去大陆老家找亲戚,她竟然说亲戚的名字一个都不记得了![xix]

——《独梦》

在子女辈对上一代女性的误解中所阻隔的,就是这一百年来一言难尽的中国。有血泪、有深情,有哑谜、也有衷肠。有情人跨越半生终于再会,她道故人‘在不在’要比‘胖不胖’有意义,头发‘有没有’比‘白不白’更重要。然而什么是真切的一辈子呢?这一辈子就是眼前的生活:那不是爱情。他爱过,他知道。时过境迁,蒋晓云审视爱情的目光依然冷峻,只是她要比年轻时更多一点点宽容,更能掌握一些世俗婚恋价值中的平衡。没有完全的爱,但也不是没有爱。曾经沧海的情欲,终有一种偶然,是能够得到相扶相持的平静。诸如韩氏夫妇、安静夫妇;还有一两位特别走运的,改嫁越嫁越好的,诸如爱芬。或是自己亲手毁灭幸福,却在别人眼里活的那么得体的,诸如舜美。总而言之,蒋晓云写来写去写得最好的,还是女性命运。男性形象中除了承担起女性身体欲望救赎的共产党员阿海,政治身份不明的老贾颇令人玩味之外,其余的男性形象,均不如她笔下的女性精彩。

去乡三十年代蒋晓云,不仅保留了未经改造的叙事传统,甚至还保留了遥远的小说语言。这同样是民国性的一个繁衍。到了1949年以后的大陆,似乎是完全消失了。而1949年以后的台湾,也并不重视所谓民国腔的小说语言,渐渐地,也为时代所遗忘。也正因如此,阅读蒋晓云的小说,才略带有一些抢救的意味。蒋晓云说自己是世代跟世代接轨的人,至少可以让人们知道原来这些人存在过。她所记录的还不仅仅是历史断片、人物命运、语言浮影。她笔下是现代小说的以后,当代小说的从前。

五、民国故事:已完与未完成

民国素人志毕竟是一部未完成的系列小说,置于民国机制的框架之下探讨蒋晓云的文学史意义,恐怕也是带有着唐突及冒险精神。毕竟,蒋晓云在两岸文学史上的地位从目前来看并不那么显赫。

复出后的蒋晓云,小说依然具有比较明显的通俗特质。她从来不给自己添加过多的启蒙、隐喻及社会责任,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研究者所能够给她添加的光环。但从那么多人物的背景设计、时间编排、资料处理上来看,蒋晓云无疑是一个严肃小说创作者。民国素人志中出现了太多未被文学史所典型化的人物,因涉及复杂的历史因缘,而显得神秘。然走过这些历史的人们,却并未完全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中。

蒋晓云至少给台湾文学带来了一股清风,让现时的台湾文学写作者不要再过度的书写都会中病态的人、坏掉的人,也不要再沉迷于我父亲、我阿嬷、我叔伯、我舅公的家族窠臼中。小说还有更广阔的舞台,民国机制运作下的百年素人,也不仅仅只有国民党、共产党及他们的后代。流民中自有更多普通人惊心动魄的奋斗,他们可能是跟着朝圣团跳机逃跑的台湾人,可能和土耳其裔的新疆人谈恋爱怀上私生子,他们可能当过解严以前的国际海员,或是提着鸡鸭从中永和上到台北市拜访二太太的原配夫人。他们也可能完全没有出国的能力与机会,上了工专、技校却因祸得福在台湾经济起飞大搞城建时转行发财。蒋晓云试图告诉我们,这些主流意识形态以外的普通人的生活精彩的不得了。无情世代的年轻人经过了风起云涌的三十年回看人生,早就看破了张爱玲看不破的世道,走过了张爱玲走不过的情关。

从这一角度上,再细细品味李怡教授关于民国机制的解读,或许可以得到很大的启发。民国是静态的历史时空,而机制则是文化参与者与历史时空动态互动中形成的秩序。蒋晓云的小说叙事群,与蒋晓云的小说语言,均是民国机制运作下的产物,虽还称不上经典,但却别有韵味。套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它是没什么好,可是肉边菜的滋味不一定差过肉呢。


[i]张堂錡:《从民国文学的现代性到现代文学的民国性》,选自《文艺争鸣》2012年第9期,页49-50

[ii]吕黎:《文学、文学史、文学生产方式——从两本剑桥文学史谈文学的民国机制》,选自《文艺争鸣》2012年第5期,页59

[iii]张堂錡:《从民国文学的现代性到现代文学的民国性》,选自《文艺争鸣》2012年第9期,页51

[iv]张桃洲:《意义与限度——作为文学史视角的民国文学》,选自《文艺争鸣》2012年第9期,页46

[v]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前言,前言,第70页。中国现代文学之现代性的多面性早已为研究者所觉识,其通俗的说法即是:既有鲁迅的现代性,又有茅盾的现代性;既有沈从文的现代性,也有张爱玲的现代性,还有赵树理的现代性等等。

[vi]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1月。

[vii]李怡周维东:《文学的民国机制答问》,选自《文艺争鸣》2012年第3期,页60

[viii]李怡周维东:《文学的民国机制答问》,选自《文艺争鸣》2012年第3期,页59

[ix]夏志清:《蒋晓云小说里的真情与假缘》,选自《夏志清文学评论集》,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200610月,页273

[x]夏志清:《蒋晓云小说里的真情与假缘》,选自《夏志清文学评论集》,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200610月,页274

小说语录:生活总有一个平衡,好与坏,爱与恨,快乐与悲伤,热闹与寂寞,不可以改变的。

[xi]夏志清:《蒋晓云小说里的真情与假缘》,选自《夏志清文学评论集》,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200610月,页275

[xii]夏志清:《蒋晓云小说里的真情与假缘》,选自《夏志清文学评论集》,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200610月,页277

[xiii]蒋晓云:《随缘》,选自《掉伞天》,台湾印刻出版社,20117月,页347

[xiv]高全之:《张爱玲与夏志清》,选自《联合文学》2013年第2期(总第340期),页60

[xv]范铭如:《由爱出走——八、九〇年代女性小说》,选自《众里寻她——台湾女性小说纵论》,台湾麦田出版2002年,页156

[xvi]季季:《当台湾老头遇到大陆小红——评介蒋晓云<桃花井>》,选自2011121日《文讯》月刊314期。

[xvii]蒋晓云:《都是因为王伟忠》,选自《桃花井》,台湾印刻出版社,20114月,页3

[xviii]司方维:《台湾外省女作家访谈录()——访谈袁琼琼》,选自《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第30卷第2期,20124月,页25

[xix]蒋晓云:《独梦》,选自《红柳娃》,印刻文学出版社,20131月,页131

张怡微,上海青年作家,出版有《樱桃青衣》《情关西游》《新腔》等,现任教于复旦大学中文系。

在思南阅读世界感谢关注思南读书会微信号

小说语录:年少的感情是信仰或者是沿途的风光,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时光已经泛黄,过不去的都过去了是谁说的,有些爱终是散落在人海。

免责声明:本站所有信息均搜集自互联网,并不代表本站观点,本站不对其真实合法性负责。如有信息侵犯了您的权益,请告知,本站将立刻处理。联系QQ:1640731186